可能是1992年底或1993年初，陈明为湖南文艺出版社整理完稿《丁玲文集》第九卷。应北京《新文学史料》之约，他将这卷文集中的丁玲1947年至1954年的日记加题《四十年前的生活片断》在1993年第二期《新文学史料》上发表。发表件与1995年1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印行的《丁玲文集》第九卷中所收《1947—1954生活片断》完全一样，都是“陈明整理稿”。
湘文版《丁玲文集》第九卷第243页有注，曰：“题注文字均为陈明同志所撰，日记正文括弧内的字是陈明同志加的简注。”弄过作家研究的人读了这样的注，当然知道这可以算是文稿整理者甚至出版家的信誓旦旦的表白：此处刊布的文字是原稿照录，未经丝毫的改动或删节，仅仅把作者手写原稿机械地转换成了印刷体。《新文学史料》发表件首页陈明注文稍有不同：“括弧内的字是我加的简注。”等于宣称：未加括弧的都是丁玲自己的亲笔内容。———总之，都是叫人放心阅读、放心使用。
不料，《丁玲文集》第九卷还没有上市，丁玲和胡也频生的儿子蒋祖林于1994年5月22日给《新文学史料》编辑部写了一封信，严正指出经陈明之手整理发表的丁玲日记《四十年前的生活片断》“与原稿不符”，蒋祖林特意在括弧内加注说明他妈妈的日记原稿：“现存我处。”
蒋祖林的信发表在1995年第一期《新文学史料》第53页，最令我感到吃惊的是陈明对涉及毛泽东和丁玲一块谈论茅盾、郭沫若的当天所写的丁玲日记的“整理”。
陈明“整理”稿———
毛主席评郭文有才华奔放，组织差些；茅的作品是有意义的，不过说明多些，感情较少。
蒋祖林披露的日记原稿———
毛主席评郭文，有才奔放，读茅文不能卒读。我不愿表示我对茅文风格不喜，只说他的作品是有意义的，不过说明多些，感情较少。郭文组织较差，而感情奔放。
除了蒋祖林指出的“丁玲的话，经‘整理’，成为毛泽东主席的言论了”之外，陈明还把丁玲式的语言表述“有才奔放”改为他自己以为通顺的“有才华奔放”。
陈明为什么要对丁玲谈论茅盾的当天日记如此脱胎换骨地“整理”？我看是为了“统一”丁玲的“整体形象”，自然是陈明自己心中设定的“丁玲形象”。1981年4月7日，在由厦门返京专赴茅盾追悼会的旅途中，丁玲写下《悼念茅盾同志》一文，发表于同年第五期《人民文学》，文中有“茅盾同志生前就很少有人能批评他”（此处“批评”是方言中狭义的运用，意为在茅盾活着时没多少人敢指责他），文章末尾还郑重表态：“茅盾同志著作等身，我将再好好地去读，……”倘若几十年前的日记已记载着“我对茅盾风格不喜”，几十年后的“再好好地去读”岂不自相矛盾！
幸亏“后院起火”，使我们略知内情。但，蒋祖林何不干脆将母亲的日记手迹公开，并由此启始对丁玲的真实形象———包括生活形象、工作形象以及作为一个文学家至为重要的文字形象来一番全面清理后的复原。
也凑巧，在一家办垮了的个体书店搬迁前的半价书堆中，发现十多本花山文艺出版社印行的套书《共和国长篇小说经典丛书》，有1995年5月出版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明知这种印品多半没有什么研究价值，但一翻插页，有一页丁玲日记手迹，是1948年6月14、15两天的日记，正好有蒋祖林披露的那一天，便买下来。
然而，灯下一核对，刚近蒋祖林披露的日记原貌的那一句，却拉掉不予以公开；绝不是纸章不够，这页手迹下方空白有三分之一。仅就已有的手迹对照《丁玲文集》，六百字被整理者改动三十多处，依次例举并略加说明。
“晚边才到目的地”，陈明改“晚边”为“晚上”。方言“晚边”是黄昏、天快黑，改得不妥。
“周扬挽留我搞文艺工委会甚诚”，陈明将此句扩写为：“周扬挽留我在华北搞文艺工委会，心甚诚。”补加的“在华北”和“心”纯属多余，前者稍有阅历之人均知，后者不加也知道是“心”甚诚。
“我的小说已突击完工”，“完工”被改为“完成”。一个富有生活情趣的俗词改成了一个没有特色的文词。
“他的确是愿我在他领导下工作的”，陈明将“愿”改为“愿意”，又删去“是……的”。“是……的”为强调结构句式，有与没有，对句意的充分表达可不一样。
“他对我之写作是有意的表示着冷淡”，陈明将“我之写作”的“之”换成“的”，将“是有意的”改为“却有意的”。改“是”为“却”系未读懂这一句，此句又用“是……的”强调句式，配套连用的字要删全删、要保留全保留。
“天气有风”，被陈明改为“喜得有风”。真是瞎胡闹！简直是在创作“丁玲日记”———马上“毛主席”要走来，自然之“风”也是“喜得”……
“晚饭时到的组织部”、“东北坡住的是妇委”，陈明在“组织部”和“妇委”前均多此一举补上“中央”。
“和之华大姐住”，被陈明改为“和杨之华大姐同住”。是不是补入一个“同”，更有感情？！
“另外太意外的”，删去“另外”，“太意外的”事是碰见“毛主席”，当然要删去“另外”。我们还得感谢陈明，他毕竟没把“另外”改成“最激动人心的”、“最最最最重要的”……
“我底细一望是毛主席”，陈明改“底”为“仔”。蒋祖林披露的也是“仔细”，但我反复地仔细地看丁玲手稿，仍是“底细”。当系方言。
不再抄下去了！
六百字的文字被“整理”者删改换增多达三十多处，让弄研究的人如何过日子呢？
众所周知，陈明在丁玲生前曾患难与共与她厮守四十几个春秋，但丁玲生前身后，由陈明负“校订”之责而印行的以“丁玲”的名字出版的发表的文字，陈明究竟改动了多少？能有幸又有闲地用丁玲手稿一字一句对照发表件的，估计没人。
我不厌其烦地两相对照，只是想问：我们对文坛故人种种资料的整理，如若为了整理者的需要，便可以为所欲为地大动手脚，将怎生了得？
（摘自《文学自由谈》199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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